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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毒品很有名 丹麦自由城政府管不了

旅居丹麦数年，常常听人谈起自由城 　　克里斯蒂尼亚。有人称它“自由王国”，有人叫它“实验公社”，也有人喊它“毒品王国”。一个周末下午，记者踏着北欧初春少有的灿烂阳光，特地踏访了自由城。 　　这里原是一座废弃的军营 　　自由城位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阿玛尔岛公主大街和巴德斯曼斯大街之间，西靠宏伟的救世主教堂，东临厄勒海峡，占地34公顷。 　　记者从自由城东南角新开的拱门进去，过球场、儿童乐园，见西侧一幢3层灰色楼房一楼有一门，上用丹麦文写着“艺术展览馆”，便走了进去。在这里，记者见一名50多岁的男子刚与几名游客告别，便走过去与他聊了起来。 　　这名男子很热情，也很健谈。“我叫来福·阿斯特利夫。欢迎你来自由城。我是自由城里最早的居民之一。想了解自由城是怎么回事儿？行，你跟我来。” 　　他把我领到自由城彩色示意图前，给我解释：“你瞧，这就是自由城。像刀把形吧？自由城占地34公顷。现有居民1000人，有嬉皮士、艺术家、毒品贩子、修理工，三教九流，应有尽有。这里原来是丹麦陆军的一个兵营。由于丹麦精简军队，这个兵营空了下来。1971年春的一天，附近的几位居民撬开大门，带着孩子到草地上玩。后来，一些年轻人陆续住了进来。我就是那些年轻人中的一个。不久，一位记者报道了自由城，说这儿是社会实验公社，结果许多人拥了进来。我们为什么住进来？有的为了省钱。最初这儿是不交房租和水电费的，后来国防部说，这不行，得让他们交房租和水电暖气费。这里一直是国防部的资产。折腾了几次之后，我们开始交房租和水电费。去年，我们一共向国防部交了房租费680万克朗（1美元合6克朗），水电费696万克朗。有的人住进来是为了追求自由。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在大学学的是美术。我不喜欢资本主义，也不喜欢共产主义，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住进来后画画，我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品味生活。有人说外面是发达国家，这里是第三世界，环境不好，生活质量太差。我不这么看。人的追求不一样，就看你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了。” 　　这时又来了一批游客，来福对我说：“对不起，咱们等一会儿再聊，我先招呼招呼他们。” 　　自由城里有四不准 　　告别来福，我下楼，先去看正门，门框是木头做的，外面的横梁上刻着“克里斯蒂尼亚”几个大字。正门以内约20米处的一幢小木板房的墙上，画着自由城的城徽：红底上3个黄实心圆，代表的是“平等与自由”。 　　顺着正门东行，过了50米远，见有人在铺地面。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男子见我走近，关了小搅拌机。他看上去50来岁，名叫尼尔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我与他聊起了自由城的自由问题。 　　“自由？怎么说呢？哪儿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克里斯蒂尼亚也一样。我们这儿的人很杂，有的人乱来，于是我们就规定了‘四不准’，就算是我们的法律吧：不准吸食或买卖硬毒品；不准拥有武器；不准使用暴力；不准用建筑物或居住区做交易。我们在好多地方都贴上了‘四不准’。” 　　除了“法律”，我知道自由城还有管理委员会，看到尼尔斯身后100米远的一幢房子前立着一个高约10米的旗杆，旗杆顶上一面有3个红圆圈的自由城旗，我断定那是自由城管理委员会所在地。“后面就是你们的管理委员会吗？”尼尔斯点点头。“有多少人？”“200人。大家自由选举出来的。管理委员会下设几个部门，比如财务部。我现在铺这块地用的钱就是大家交的税，这归财务部管。自由城的决策原则是‘一致同意’，因此会议很多。自由城现有1000多人，分4个区。外国人也可以住，但需要到管理委员会人口管理部申请。住在这里需要交房租，水、电、暖气费，卫生费等等。过去是每人每月交房租800克朗，现在涨到1000克朗。在外面，你住两居室的房子，怎么也得3000克朗。我们对自由城的居民有要求，没有犯罪记录，否则不 　　要，当然这不好查。” 　　尼尔斯还说：“现在每年都有人搬出去住。原因很简单：他们希望过一种不同的生活。我1971年搬进来住，接着又出去住了3年。后来又进来了。” 　　“毒品街”上有规矩 　　告别尼尔斯，我继续东行，进入自由城中心的“毒品街”。许多游客逛自由城，最想看的就是这里。东行100米，见到一块牌子，上写着“不准照相”。街两旁有小摊位，有烟具、烟土，还有衣服。我走到一个小摊前，摊主是位男子，约50多岁，主要经营烟斗和一些印有自由城“三圆圈”标志的小包等纪念品。我问他：“你在这儿卖东西，每月要交租金吗？”“要交，月租金约3000克朗。”“外面的人可以租摊位吗？”“可以。”他说自由城里不能卖海洛因、摇头丸之类的硬毒品。“你往前走，就可以看到牌子了。” 　　离开摊主，继续前行，遇到一个阿拉伯青年。他没有租摊位，只是摆了个临时木板。上有3种烟土，分别标价70克郎、90克郎、100克郎一克。他以为我是日本人，用日语向我问好。他说烟土是摩洛哥产的，如果我有心要，可以便宜一点儿。我说：“我不吸，只看看价。”他脸上仍然挂着笑容：“那好。”我问他：“警察来了你不怕吗？”“来了我就跑。”他说他不住在自由城里，管委会的人也不管他。 　　刚才，来福提醒我说：“在毒品街上出售毒品的都是小喽罗，他们有后台老板，这些老板有枪。你可别惹他们，不要照相。”走在“毒品街”上，我格外小心，细细数了一下，街上的贩毒柜台有十几个。 　　丹麦是个禁毒国家，但对毒犯的判刑较轻。哥本哈根警察局缉毒办公室副主任哈林曾告诉我，去年有一名南美来的女毒贩在手提箱里装了20公斤海洛因，刚下飞机就被丹麦警察抓获。后来她供出了同伙，警察从他们的住处搜出了200多公斤海洛因。他们中的主犯被判了10年。 　　正是这个原因使丹麦的毒品禁而不止，“三不管”的自由城尤其严重。哈林告诉记者：“我们常到自由城里缉毒，现在差不多每周去一二次，每次至少去250人，因为我们不想让自己人受伤。” 　　离开小贩，继续东行。有人在街心中央放了个用汽油桶做的火炉。几名男子将手伸到桶上取暖，他们的目光呆滞，显然 　　是吸毒者。 　　过了洗衣房，往南拐，我进了名为“人民餐厅”的娱乐室，这里是自由城的吸毒室之一。一进门，靠墙放着8个白瓷罐，上面分别贴有毒品产地和价格。室内烟雾腾腾，约有五六十人分坐在二十多张榉木做的方桌旁，喝啤酒、咖啡和其他饮料，有的在打牌。 　　出了“人民餐厅”，我又去了咖啡屋、夜总会、画室、幼儿园等处。把整个自由城逛一遍，总共花了两个小时。 　　自由城前景何在 　　普通丹麦人是怎么看自由城的呢？从自由城出来后，记者采访了几名丹麦人。一个正在长椅上休息的老头儿回答：“自由城是丹麦的耻辱。我认为政府应当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辞别老头儿，我迎向一对正在散步的夫妇。那位丈夫对我说：“克里斯蒂尼亚是丹麦社会的独特现象，我们特有的决策制度使我们难以形成决策。这样也好，可以让我们了解社会的多元化。你们中国在香港搞‘一国两制’，我们丹麦也有‘一国两制’。” 　　询问几个丹麦人之后，我发现多数人认为自由城应与丹麦一体化。但是怎么一体化，多数人不知道。于是我 　　从南门二进自由城，想找一个了解自由城的人聊一聊。 　　走到画室门前，我又遇到了来福，正好再与他谈谈自由城的前景。 　　来福说：“最近，丹麦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探讨克里斯蒂尼亚的解决办法。该小组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把里面的居民全部清理出去，然后把房地产卖给私营公司；二是让自由城的居民联合，把房地产买下来。我看这两种方案都难以实现。你想，这里住着1000多人，你怎么把我们清理出去？我们还有就业问题，谁有办法解决？1971年以来，政府几次试图关闭自由城，发生过冲突，都没有解决问题！至于第二种方案，我看也行不通。谁愿意出钱呢？你问我克里斯蒂尼亚的前景怎么样？我看前景光明。我希望克里斯蒂尼亚能够扩大。北面还有好大一片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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